全面依法治國是治國理政的一場深刻革命,依法治國是以我國基本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準繩,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wěn)定、確保國家繁榮穩(wěn)定、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依法治國的戰(zhàn)略思想也進入了新的征程。對毛澤東在新中國時期開展的法治建設進行探討和研究,對其經驗的有效總結,給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依法治國的建設給予實踐和方法論上的啟示。

　　新中國法治之路,自誕生之初便承載著人民的希望與理想。在新中國法治的發(fā)展歷程中,毛澤東和新中國政府為實現(xiàn)這一理想付出了巨大努力。毛澤東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作為重要戰(zhàn)略目標,從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起就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踐和積極探索,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給予了積極的指導與支持。新中國法治的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成就離不開毛澤東和新中國政府對法治建設的重視和努力,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在新的歷史時期,要繼續(xù)推進法治建設,建設法治強國,必須要繼承和發(fā)揚毛澤東和新中國政府對法治建設的有益探索,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新中國初期毛澤東的法治思想

　　毛澤東法治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法學思想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具有鮮明的實踐性、人民性和階級性。毛澤東法治思想內容豐富,涵蓋立法、司法、監(jiān)督、改造罪犯等多方面的內容,并根據中國革命和建設進程不斷成熟。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個時期是毛澤東思想趨于成熟的階段,他強調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必須高度重視法治建設。他認為,法治建設必須以人民利益為出發(fā)點,以維護社會公正和公平為宗旨,以法律制度為保障,以司法公正為關鍵。這些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新中國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

　　一是人本法治思想。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堅持完美地體現(xiàn)在了他的法治思想中。毛澤東始終堅信人民群眾是革命事業(yè)、國家建設、社會發(fā)展的關鍵所在,因此在法治建設上,他十分注重全體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強調國家的最高權力源于人民并歸屬于人民。毛澤東在立法和執(zhí)法的思想及實踐中體現(xiàn)了“群眾路線”。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時期支持指定的《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就完美地體現(xiàn)了人民群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充分保障人民的權益上,建國后這一思想得到了延續(xù)和發(fā)展。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就是“人民制憲”,在制定的過程中廣泛收集人民群眾的意見,體現(xiàn)人民當家做主,最終人民立憲的基本形式被確立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還強調無論黨內黨外都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要讓人民群眾監(jiān)督政府,“只有讓去哪提人民對政府進行有力監(jiān)督,政府才不能松懈,不能懈怠,唯有人人都負起責任,我們才不會最終走向政息人亡”。

　　二是憲法法治思想。毛澤東非常重視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地位,他在領導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是指出:“治國,須有一部大法。”毛澤東“依憲治國”就是按照憲法這個總章程,以相關法律為依托,以人民群眾為主體采用多種形式對社會進行治理,最終確保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的實現(xiàn)。毛澤東極其重視憲法在其他國家法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同樣地要有一個章程,而憲法這個根本大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毛澤東的憲法法治思想還體現(xiàn)在他堅決捍衛(wèi)憲法的神圣性上。他指出:“我國的憲法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統(tǒng)一”。“原則性”是憲法必須堅持的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即憲法在起草、頒布和實施的全過程都必須充分發(fā)揚民主,讓人民群眾參與討論,集中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見;社會主義原則則要求憲法必須要體現(xiàn)社會主義的制度要求,沒有剝削和壓迫,人們按勞分配。“靈活性”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根據各地區(qū)的不同情況靈活變通,例如給予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區(qū)域自治的權利,以減少區(qū)域民族間發(fā)展不平衡不協(xié)調的情況。

　　三是刑法法治思想。毛澤東認為刑法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是打擊反革命和其他犯罪份子的有力武器,“只要階級斗爭還存在,還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刑法就要堅持和充分施行和充分發(fā)揮作用。”毛澤東重視刑法的專政作用,對人民采用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用刑法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刑法打擊犯罪分子和及反革命勢力。而對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的貪污腐敗現(xiàn)象,毛澤東在倡導廣大共產黨員保持艱苦奮斗,警惕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攻擊的同時,用法律治理貪污腐敗分子。在建國后的“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澤東頒布《中央節(jié)約委員會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guī)定》等法律文件,采用懲辦與教育相結合的方式,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小貪污犯加強教育以免再犯,使全黨繼續(xù)保持和發(fā)揚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作風,防范資產階級腐蝕。

　　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

　　毛澤東的法治思想為建國后毛澤東的法治建設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了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他強調依法治國,加強法制建設,維護社會穩(wěn)定。他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強調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執(zhí)行力。同時,他也注重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強調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和公正性。這些實踐為新中國法治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是在憲法領域:起草第一部憲法草案。盡管新中國建立前夕頒布的《共同綱領》發(fā)揮了臨時憲法的作用,但這只是過度時期的法律文件,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新中國需要有一部根本大法,于是他專程調開工作,趕赴杭州,親自領導和起草憲法草案,開始長達7個月的“封閉式”憲法起草工作。毛澤東通過閱讀和研究大量憲法文本,如蘇聯(lián)(包括沙俄時期)的憲法、法國憲法、德國憲法、波蘭憲法等國外憲法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甚至更早的清政府的《十九信條》等舊中國的憲法性文件。為保證憲法工作平穩(wěn)有序地推進,毛澤東親自擬定憲法起草的工作步驟,推動憲法起草工作的連續(xù)性和效率性的提升,并且毛澤東多次親自起草了大部分的憲法條文,經常“一干就是一個通宵”。

　　二是在刑事法領域:創(chuàng)建死緩制度。死緩制度是毛澤東根據我國特殊國情而創(chuàng)建的,在世界刑事法學上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反動派敗退臺灣,但在大陸依然留下了不少殘余分子。這些殘余分子不甘心就此失敗,他們潛伏在大陸,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企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尤其在抗美援朝時期,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尤其猖獗。1950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揭開了大規(guī)模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的序幕。當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形成高潮,廣大人民群眾被發(fā)動起來后,擴大鎮(zhèn)反范圍等“左”的偏差開始出現(xiàn),出現(xiàn)了行事草率的情況,有的不該抓的、不該殺的人也被抓了、殺了。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需要對當前出現(xiàn)的“左”的偏差進行糾正,于是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分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政策的決定》,對“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或經濟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zhí)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后效”。這既糾正了鎮(zhèn)反運動前期“亂捕亂殺”的“左”的偏向,又對囂張一時的反革命破壞活動起到了震懾作用,還緩解了部分階層的不安情緒,維護了社會穩(wěn)定,安撫了人心,更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為我國后來的立法和司法提供了有效指導,如1997年的《刑法》對未成年人和孕婦免于死刑包括死緩的規(guī)定就是在繼承毛澤東慎行尤其是慎死刑的思想。

　　三是在行政法領域:改革干部人事制度。1949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并要求全體黨員堅持“兩個務必”,還意味深長地和周恩來說道:“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決不能當李自成!我們都應該考個好成績。”中國共產黨進入北平,由局部執(zhí)政執(zhí)政轉變?yōu)槿�面�?zhí)政,在行政法上改革干部的人事制度是避免“李自成式危險”的有效途徑。毛澤東提出“德才兼?zhèn)?rdquo;的用人標準,在干部的識別、選拔和任用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就有兩條基本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德才兼?zhèn)涞母刹坑萌藰藴示褪屈h任人唯賢路線的重要表現(xiàn)。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堅持反對官僚主義,用以克服行政機關的弊端,減少貪污腐敗,使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高工作效率。

　　初期法治探索的當代價值

　　毛澤東的法治思想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法治理論,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保障了人民的權益,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對我國依法治國依然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啟示。

　　一是有利于通過嚴厲打擊貪污腐敗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新征程上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并首次提出“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的重大舉措,這是黨始終保持清醒和堅定,以刀刃向內、壯士斷腕的勇氣和定力開辟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毛澤東在建國初期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實踐對于貪污腐敗問題“嚴”字當頭,常抓不懈,絕不姑息,這為我們新時代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保障、強大的精神動力和不竭的實踐力量,為今后我國依法打擊貪污腐敗,實現(xiàn)全面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艱巨任務吹響了號角。

　　二是有利于促進黨員干部帶頭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法律權威。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zhí)政”。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已經進入到攻堅克難階段,盡管在各個層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發(fā)展,但“權大于法”的現(xiàn)象還是時有發(fā)生,部分官員存在“以權壓法”“在法律之外”甚至“在法律之上”的問題。毛澤東在建國初期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實踐中強調:憲法是一個國家的總章程,在眾多國家法律中居于首位。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毛澤東特別強調樹立憲法法律權威的重要性,強調黨員干部提高自身認識,帶頭捍衛(wèi)憲法法律權威。針對當前情況,黨中央抓住“關鍵少數(shù)”,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動黨員干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良好解讀,促進其帶頭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法律權威。

　　三是有利于鼓勵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投身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wèi)者”,“努力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在全社會蔚然成風”。毛澤東的法治實踐和法治思想特別突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強調人民群眾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力和權利。由于我國千年“官本位”封建思想的影響,人民群眾在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極易處在被動地位,毛澤東的人本法治思想給中國人民傳遞了寶貴信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應起到主導作用。

　　四是有利于推動“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切實融入到“全面依法治國”系統(tǒng)工程。“全面依法治國”是“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戰(zhàn)略部署,也是一個科學的法治建設體系。作為科學系統(tǒng)的工程,“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協(xié)調推進,促進“德行天下,法律護航”二者相得益彰。毛澤東在新中國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實踐中“德主刑輔”思想雖然存在歷史局限,但在當前仍具有借鑒意義,突出了“德治”的重要意義。我國現(xiàn)代化法治的發(fā)展必須堅持“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并且“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在發(fā)揮法律規(guī)范性的同時,發(fā)揮道德的價值引領作用,推動形成“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現(xiàn)代化法律局面。

　　(作者單位:江西財經大學 王妮妮  王金海)

　　審核：余礬  賈小優(yōu)  作者：王妮妮  王金海

　　編輯：劉憲華